春秋大義指什么?
《春秋》是中國第一部史書,可以指代歷史。“春秋大義”其實就是“歷史大義”。按照中國的傳統,歷史上有大義,而正義必須依賴于歷史。沒有“正義”的歷史是沒有意義的。同時,“大義”也不能單獨存在,而必須由歷史事件來承載。
《春秋》的經文與甲骨文和金文的寫法相同,沒有補充和解釋,無法準確理解。《春秋》的補充和解釋有三個版本,即所謂的春秋三傳——《公羊傳》、《谷梁傳》、《左傳》。
《公羊傳》、《谷梁傳》側重于義理,主要是解釋和發揮大義。《谷梁傳》比《公羊》還甚,《左傳》側重于補充史實。
在《春秋》的三部傳記中,歷史影響最大、地位最重要的《春秋》不是《左傳》,而是《公羊傳》,重在發揮正義。無論是在漢代漢學中,還是在清代朝漢學中,《公羊傳》都有著活躍而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西漢和晚清時期。
春秋大義,第一,尊王攘夷第二,復仇。所謂尊王攘夷,就是尊周天子,討夷狄;內華夏而外邊夷。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民族主義,強調民族氣節,認為華夏人民要立足中土,不能接受胡人(漢奸)的官職,不能改華夏的衣服(忘祖)等等。這與今天文化部門從所謂民族融合的觀點來討論岳飛和洪承疇是不同的。
復仇就是君子要銘記先人之恥,為之報仇。所謂“十世之仇,猶可復也”。雖然有幾百年相隔,十幾代祖宗的仇人,但一定要報。《春秋》贊揚那些能為祖先報仇雪恨的英雄,例如齊公。然而,根據《漢書》的法律,兒子為父報仇是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的。這種風氣一直延續著。至于明代、黃宗羲殺縣令,則為士族所稱道,曲為寬宥。這和今天主流教育強調的無原則的寬容,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講的是以德治國,依靠領導者高標準人格的影響來扭轉社會的道德風氣,而法家講的是依法治國,是胡蘿卜加大棒的規則,而不是道德和人情。其實前面的例子也提到了,儒家并不反對依法治國,但應該是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而“德”的內容在千千萬萬,所以需要仔細挖掘儒家經典,并在現實中靈活運用,這就是典籍的實際作用。“以德治國”在歷代帝王中往往被列為第一綱領。古人講立德,立功、立言。在帝王方面,立德無疑是首當其沖的。不管他是明君還是昏君,不管他是“以德報怨,反之亦然”,這種“美德”將永遠成立。
春秋大義是什么意思?
相傳孔子(B.C.551 -- B.C.479)根據魯國的歷料記載將魯隱元年(B.C.722)到魯哀公十四年(B.C.481)的歷史修成了一部史書,這部編年史書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約有1.5萬字。《春秋》記事非常簡練,近乎大事年表。
其后(也可能是同時)出現了《左傳》。《左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記事起于魯隱公元年(B.C.722),終于魯哀公二十七年(B.C.468)。
《左傳》約18萬字,也是一部編年體史書,它比《春秋》多記17年,同時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后來儒家的經學家認為《左傳》是解《春秋》經之作,故西晉杜預作注時重加編排,首列《春秋》經文,然后分條記事,從此《左傳》原貌不可得見。
《史記》和《漢書·藝文志》則認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
孔子開了私學之風,由于《春秋》非常簡練,傳授時就需要解釋其文辭和史義。到了漢代,大約是B.C.100期間,就出現了著重從解釋《春秋》的文辭和史義上加以發揮的《公羊傳》和《谷梁傳》,先列《春秋》原文,然后逐字、逐層進行解釋。
《谷梁傳》相對更遵從忠實記載史實的原則,而《公羊傳》則認為:《春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
司馬遷(B.C.145? -- B.C.???)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也稱,孔子寫《春秋》不單純記載史事,它的遣詞用字體現出一套褒貶書法,借此以表達他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見解,寄托他的社會理想。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義”。
另一方面,相對于漢代通行的語言和文字,孔子寫《春秋》時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已經叫“古文”了,如果沒有注釋,當時普通文人恐怕也很難讀懂。因此,在傳授《春秋》時確實需要進行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