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盡滄桑覓真相——揭示中國鄉村社會底層邏輯與生存智慧的一部力作-世界實時

王兆軍的長篇小說《螞蚱》自去年問世以來，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獨特的審美視角，贏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各類專家的注目。有評論說，它通過描繪20世紀上半葉魯南地區鄉村生活圖景，展現了人性的復雜和社會的多元；是對村莊的搶救式書寫，寫盡了人性的善惡和生命的掙扎；堪稱形象的民俗志和地方志，是民國時期的《清明上河圖》。這些評論各具灼見，但“語已盡焉，心猶未足”，竊以為這還不是它的真正價值所在。《螞蚱》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最大貢獻在于，它是最早有意識地清晰地揭示中國鄉村社會底層邏輯和生存智慧的一部力作。

《螞蚱》 王兆軍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部作品的真正價值，不在于是否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豐厚或增益，而在于是否提供了前人沒有涉筆或淺嘗輒止的東西。中國是一個農耕文明的國度，以鄉村社會、農民為社會背景的長篇小說，現當代也不在少數。比如賽珍珠《大地》的農民魂靈，沈從文《邊城》的田園牧歌，周立波《山鄉巨變》的社會變遷，趙樹理《三里灣》的山村風貌，陳忠實《白鹿原》的家族恩怨興衰等，都從不同側面或維度，描繪了中國鄉村社會的世相百態和眾多形象。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幾部長篇小說，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底層邏輯和生存智慧，進行如此深度剖析和冷靜描寫，揭示令人駭然心驚的中國鄉村社會底層真相，從而破解中國底層社會演進遲緩的深層原因。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魯南大地,蝗蟲橫行、匪患不斷、生靈涂炭、民生凋敝，一個古老的鄉村文明正處在徐徐落幕的“夕陽晚照”。這是一個特殊時期，舊制度舊文化逐漸廢弛，而新制度新文化尚未成型。作者將鏡頭瞄準這個遭受內外雙重沖擊的螞蚱廟村，以“睿哲玄覽”之目光，“湛然寂靜”之禪定，“散點透視”之筆觸，為讀者客觀描摹了在一個疾風驟雨的大時代，布衣麻履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智慧，真實記錄了舊中國底層生活最后一個原生態的真實樣本，正像作者自己所言，“我抓住了那條尾巴”。我們確實要感謝作者搶救式書寫，如果沒有他在中國鄉村社會長期沉潛并形成的深度認知，我們就不清楚民國前后中國農民在底層邏輯的軌道上，是如何年復一年、日復一日艱難蹦跶的。

  中國鄉村社會的底層邏輯，是一個具備差序格局的復雜系統，它以土地為主導，以生存為底線，以好用為方法，以致富為目的，涉及政治制度、經濟基礎、社會結構、道德倫理、價值觀念、宗教信仰、禮制習俗、生活方式等諸多因素。在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儒釋道與鄉土文化，構成形而上的二元對立統一；積德行善與坑蒙拐騙，構成形而下的二元對立統一。這些相互抵牾又協和一致的邏輯秩序形成了一個底層邏輯鏈，自轉自足又自噬，自主自洽又自閉。歷史在螞蚱廟村并非單純的時間流逝，而是在底層邏輯鏈條上的性命銷蝕，從清末到民國，從民國到解放，每一次社會動蕩、外力的沖擊，偶爾也能打破它的平衡，但它的內生修補再生功能太強大了，一陣動亂過去，很快又周而復始、運轉如常。結束了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颶風，在螞蚱廟村則變成蝴蝶翅膀撲啦一絲小風，“種地的照樣勞苦，捐稅未見減輕”。

  這樣的底層邏輯表現出來的生存智慧，就是在螞蚱廟村經常耳聞目睹的：人是一陣風；坎垃頭子也能擦腚；指頭抹蜜飽不了人；凡事怎么好怎么做；干鞋難脫，濕鞋難拿；如果沒有車，到處都是路，如果沒有船，到處都是橋；咬破樹皮能解痛；寧扶竹竿不扶井繩；老百姓懂什么……小說中由此塑造的上百號人物，不論是鄉紳、農民還是土匪，或濃筆重彩或寥寥幾筆，全部紛披著這樣的生存智慧起舞，一個個生氣拂面，伸手可觸。如大練長的傲慢自大，賈三福的陰陽兩面，趙建章的投機取巧，宋寡婦的以身破法，殷云舒的冷艷面世，徐和尚的皮里陽秋，謝芳春的善惡不明，吳興邦的瀕死長號，趙琪的不識時務為俊杰，無不隱含著自鳴得意的生存小聰明。總之，在天災人禍的輪番沖擊下，在民與官、民與匪、官與匪、本村與鄰村、本土與外界之間相互交錯的復雜關系中，鄉民們使盡渾身解數，拼盡全部氣力，試圖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終歸還是活成一地雞毛。這就是螞蚱廟村的底層邏輯，也是當時中國鄉村社會的底層邏輯。就像一個蒙著遮眼布的驢，自以為在不斷前進，其實一直在原地打轉，民智也因此停滯不前。永遠的生命守恒，破不了的邏輯怪圈。自給自足自閉的小農經濟，只能產生自私自利的內卷與傾軋；文化上的直覺思維、感性思維，難以把這些生存智慧理性地提升到更高境界。

  意象，作為文學創作者的基本功，它是文學作品中的特殊符號，往往承載著作者深刻的人文思考和情感寄托，展現其獨特的美學特征。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博爾赫斯的“花園”，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包括陳忠實的“白鹿原”，都是作品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元素。“螞蚱廟”這個意象也屬匠心獨運，它借鑒了西方的超現實的元素、夢境、幻覺等手法，但更多地融入了中國式的神話、傳說、志怪等元素。我們從宗申的呼風喚雨，周大的命運轉換，向守德的善惡報應等，每每能看見《易經》的卦象蓍草，偶爾也能感受祝由術的神秘傳奇。沒有它，小說中的所有虛構、魔幻、超現實的情節和細節，都經不起推敲。

  在螞蚱廟村，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欲望、喜好、追求和夢想，有著自己的生活軌跡和命運走向。但人如草芥，命如螻蟻，都像一只只螞蚱，知曉自己的宿命，仍然奮力地在貧窮、落后、愚昧、無知的邏輯鏈條上蹦達。可以說，螞蚱廟這個文學意象包括雙重意蘊，一是作為螞蚱，它是個體生命的象征，既承載著人們揮之不去的苦難記憶，又包孕著人性中的貪婪和殘忍，一生一世都在通過拼命蹦跶，來耗盡生命所固有的能量。

  詭異的是，螞蚱一旦聚眾成勢，又能鋪天蓋地，橫掃大地，成為一種社會災難。這時的螞蚱就不再是那個螞蚱，潛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原始意象和原型，集體無意識驅動著村民悄然嬗變，異化為螞蚱的對象物——螞蚱廟，成為螞蚱的崇拜對象，從而主宰著螞蚱廟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螞蚱》獨特的美學特征于是就顯現了：螞蚱廟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敘事元素，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它構成一種心靈的投射，象征著一種集體無意識和鄉村的信仰體系，隱喻了鄉村社會面臨的種種困境與挑戰，不僅成為一個展現恃強與凌弱、生存與毀滅、尊貴與卑微的沖突與掙扎的場所，而且象征皇權、綱常、禮教、規則等隱形存在。鄉民面對困境時的選擇和行動，不只受到螞蚱個人性格和經歷的影響，更要受到螞蚱廟的制約和牽引。螞蚱廟村的每一次風波與動蕩，每一次人性的掙扎與沖突，都與螞蚱廟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關聯。比如瘸造，他由邪惡中殘存的善念畫出的人生軌跡，不僅是作為一只螞蚱面對困境時的無奈與選擇，更多的是螞蚱廟背后的“草蛇灰線”。小說最后的收官之筆封神，也都是在這個神秘場所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螞蚱廟這個文學意象，其雙重意蘊的交織、疊加與呼應，使得小說的情節更加豐富多彩，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多層次多維度，不僅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作品的主題和情感，豐富作品的藝術表現力和審美價值，還能夠傳遞作家的哲學思考和價值觀念，深化我們對鄉村社會底層邏輯與生存狀態的認識和理解。

  許多評論家論及，這部作品在藝術形式上有創新，比如散點透視的方法，章回體的結構，相對獨立的故事等。所言不虛，當今長篇小說鮮有這樣的藝術追求，有人說能感受到聊齋的況味，誠哉斯言！同時我也由此設想，作者如果在語言上像聊齋一樣，用比較淺近的文言敘事，這部小說就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此在”，以之區別眾多的“彼在”，從而耀眼于現當代長篇小說之林。